长期以来，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在男性中的发病率是女性的四倍，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和讨论。以往，科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在生物学上具有一定的保护性效应，这可能是导致男女自闭症患病率差异的主要原因。然而，现有的遗传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并未能充分解释这一现象。最近，一项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报告提供了新的视角，揭示了Y染色体在自闭症风险中的潜在作用。　　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疾病，其主要特征包括社交互动和沟通能力的受损，行为、兴趣和活动模式的限制及重复。这种疾病在男性中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然而导致这一差异的具体机制仍然不明。研究人员提出，女性拥有两条X染色体，而男性则仅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这种性染色体的差异被认为是影响自闭症风险的重要因素。研究者Matthew Oetjens博士指出，之前的理论认为X染色体可能在降低女性自闭症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项新研究中，科学家们通过分析177,416名参与Simons基金会自闭症研究计划(SPARK)和Geisinger的MyCode社区健康倡议计划的患者的遗传学和ASD诊断数据，旨在探究X和Y染色体的异常对自闭症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携带多条X染色体的个体在ASD风险方面并没有显著变化，而多携带一条Y染色体的个体，其ASD风险是其他个体的两倍。这一发现提示，Y染色体可能与自闭症风险存在正相关，而X染色体并不具备相应的保护作用。　　Berry博士对此表示，研究的结果激励科学家们关注Y染色体中可能的自闭症风险因素，而不应仅仅将注意力放在X染色体的保护作用上。后续研究将需要深入探讨与Y染色体相关的具体风险因素，以便更全面地理解自闭症的性别差异。　　此外，这项研究还证实了之前关于特纳综合征(Turner syndrome)的发现，这是一种与X或Y染色体缺失相关的疾病，可能与自闭症风险的显著增加有关。这进一步表明，性染色体的异常可能在自闭症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研究的最终目标是确定与性染色体非整倍性相关的自闭症风险因素，这可能为解释男女之间自闭症发病率的差异提供线索。通过这一研究框架，科学家们或许能够更深入地理解X和Y染色体剂量如何影响自闭症风险，进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基础。　　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不仅为探讨自闭症的性别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为寻找Y染色体的潜在风险因素奠定了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的发现可能有助于改善对自闭症的理解，推动相关的预防和干预策略。科学界对Y染色体在自闭症风险中角色的重新审视，将可能改变我们对这一复杂疾病的认识。

　　胶质母细胞瘤被视为最具侵袭性的原发性脑瘤，其确诊后的平均生存期不足两年。尽管近年来免疫疗法为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目前的治疗成功率依然较低。在这背景下，日内瓦大学及日内瓦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新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突破。　　研究团队成功识别出胶质母细胞瘤细胞表面的一种特定标志物，并开发出能够靶向该标志物的CAR-T细胞。这些CAR-T细胞不仅能有效识别携带标志物的肿瘤细胞，还能识别并攻击那些不表达该标志物的肿瘤细胞，几乎不影响健康细胞。这一重要发现为开展人体临床试验铺平了道路。相关研究成果已在《Cancer Immunology Research》期刊上发表，论文标题为《PTPRZ1-targeting RNA CAR T cells exert antigen-specific and bystander antitumor activity in glioblastoma》。　　胶质母细胞瘤的独特生物学特性使得其治疗尤为困难。该类型肿瘤能够创建一种有利于其生存的微环境，抑制免疫系统的攻击，使得标准治疗效果不佳，且易于复发。为了应对这一挑战，CAR-T细胞免疫疗法应运而生。　　CAR-T细胞免疫疗法的核心在于收集患者的T细胞，并在实验室中通过基因改造，使其表达能识别肿瘤特异性抗原的嵌合抗原受体(CAR)。随后，这些改造后的T细胞再被注射回患者体内，从而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打击。作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日内瓦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Denis Migliorini表示，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识别胶质母细胞瘤细胞上表达的蛋白标志物，其中PTPRZ1被认为是尤为重要的靶点。通过靶向PTPRZ1的CAR-T细胞的开发，意味着在与这种恶性肿瘤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与传统方法不同，该团队利用信使RNA(mRNA)技术来制造定制的CAR-T细胞。通常，CAR-T细胞是通过病毒载体生成的，这种方式在某些类型的癌症中已证明有效，但在大脑中应用则存在一定风险。Migliorini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Darel Martinez Bedoya指出，病毒载体在血液肿瘤中可持久存在，但这在大脑中可能导致毒性风险，因此团队采用mRNA技术，让T细胞自行合成所需的CAR，从而在细胞表面表达出特定的肿瘤靶标识别结构。　　这一技术的优势在于提供了灵活的调整平台，能够根据肿瘤的特性和发展情况进行修改。研究团队在体外实验中测试了靶向PTPRZ1的CAR-T细胞，结果显示，这些细胞不仅能成功识别并攻击肿瘤细胞，而且不会对健康细胞造成损伤。更令人惊讶的是，CAR-T细胞在遇到不表达PTPRZ1的肿瘤细胞时，仍能通过旁观者效应发挥作用，消灭那些不携带该标志物的肿瘤细胞。这一现象表明，即使在没有原始靶标的情况下，CAR-T细胞也可能通过分泌促炎分子与PTPRZ1阳性肿瘤细胞共同作用，从而增强抗肿瘤效果。　　接下来的研究阶段是在胶质母细胞瘤小鼠模型中测试这种新疗法。结果显示，肿瘤的生长得到了显著控制，小鼠的生存期也得到了延长，且没有出现任何毒性迹象。这表明，通过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瘤内注射CAR-T细胞，可以使用更少的细胞，并大幅降低外周毒性的风险。　　研究团队总结指出，凭借这些初步结果，首次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的设想已不再遥远。这一进展为胶质母细胞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研究有望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CAR-T细胞疗法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前景令人期待。

　　女性的生殖寿命在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生育能力，还对晚年的健康结果产生深远影响。女性的卵巢储备在出生时即已形成，并在整个生殖期内逐渐消耗，最终导致绝经的到来。绝经的时间受多个因素影响，包括卵母细胞的初始数量和丢失的速度。随着生育年龄的推迟，早绝经的现象愈加引人关注，这不仅可能导致不孕症，还与多种疾病(如2型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相关。因此，深入理解生殖衰老的调控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绝经时间的变化反映了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大约300个基因组位点与绝经时间相关，这些变异解释了自然绝经年龄变化的10-12%。其中，许多与DNA损伤修复相关的基因变异尤为突出，表明卵母细胞在其生命周期内对DNA损伤的敏感性。尽管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常见遗传变异，但对罕见蛋白质编码变异的研究仍显不足。　　近期，英国Exeter大学的Anna Murray团队在《Nature》上发表了题为《卵巢老化、癌症风险和de novo突变率之间的遗传联系》的研究。该研究通过识别和分析罕见的蛋白质编码变异，探讨了卵巢老化和自然绝经年龄的遗传机制。研究者结合靶向测序与全基因组分析，关注DNA损伤修复基因在调控绝经年龄中的角色。　　研究团队对35个与乳腺癌和卵巢老化相关的基因进行了靶向测序，评估这些基因中的罕见变异与自然绝经年龄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一些罕见基因变异与绝经年龄显著相关，包括BRCA2、CHEK2、PALB2和SAMHD1等。其中，携带BRCA2有害变异的女性绝经时间平均提前2.1年，而携带SAMHD1变异的女性则较晚绝经。　　进一步的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通过REGENIE算法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确认了DNA损伤修复基因在卵巢老化中的重要作用。BRCA1/2和CHEK2的变异被证明加速卵母细胞的耗竭，导致更早的绝经。此外，研究结果在Icelandic deCODE研究和BRIDGES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进一步证实了与自然绝经年相关的罕见变异的影响。　　研究者还探讨了与自然绝经年龄相关基因的变异是否影响后代的de novo突变率。结果显示，具有早绝经遗传倾向的女性后代的de novo突变率显著较高，支持了DNA损伤修复在卵巢老化和跨代遗传中的重要作用。　　此外，研究分析了这些基因变异如何影响癌症风险，尤其是激素敏感型癌症。结果发现，SAMHD1和CHEK2等基因中的罕见有害变异显著增加了男性和女性的癌症风险。这些变异通过破坏DNA损伤感应和凋亡机制，提升了癌症发生的可能性。　　总结而言，该研究揭示了BRCA2、CHEK2、SAMHD1等DNA损伤修复基因在卵巢老化和绝经年龄中的关键作用。这些基因的变异不仅加速了卵母细胞的耗竭，导致更早的绝经，还增加了激素相关癌症的风险。同时，研究还表明，具有早绝经遗传倾向的女性其后代的de novo突变率较高，进一步强调了DNA修复在生殖寿命和跨代遗传中的重要性。

　　乳腺癌骨转移是乳腺癌患者面临的一种严重并发症，通常只有有限的姑息治疗手段可供选择。这种状况下，患者经常需要依赖于缓解症状的疗法，如镇痛药物等，但这些治疗无法根本解决癌症的扩散问题。近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在《Cancer Letter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揭示了一种新型药物RK-33在治疗乳腺癌骨转移方面的潜力。　　研究表明，RK-33能够有效靶向和抑制DDX3蛋白，后者在乳腺癌骨转移患者的癌细胞中表现出较高水平的表达。DDX3是一种RNA解旋酶，能够调节癌细胞内的多种功能，包括促进RNA翻译为蛋白质，从而支持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研究团队的目标是探索RK-33是否能够通过抑制DDX3的活性，进而减缓癌症的进展。　　研究者Raman教授指出，之前的研究已经证实RK-33对乳腺癌生长有抑制作用。此次研究的重点在于验证RK-33对DDX3蛋白的靶向作用。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乳腺癌骨转移患者的样本，发现DDX3的高表达与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密切相关。随后，他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进一步实验，使用小鼠模型来测试RK-33的疗效。　　实验结果令人鼓舞：RK-33的治疗不仅成功消除了小鼠体内的癌细胞骨转移，还有效阻断了癌细胞向其他器官的“播种”。通过成像技术，研究团队观察到骨转移的整体情况明显改善。这项发现表明，RK-33能够有效抑制DDX3的功能，从而减缓癌症的进展，并在复杂的骨质微环境中发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RK-33在预防乳腺癌骨转移方面也展现出良好效果。在未发生骨转移的乳腺癌小鼠中接受RK-33治疗后，研究者发现癌症并未发展到骨转移阶段。此外，在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并未观察到明显的不良反应，说明RK-33在安全性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　　这些研究成果为RK-33进入临床试验奠定了基础。研究团队计划进一步探讨这种药物在其他癌症类型中的潜在应用，以及DDX3在不同疾病中的作用。这将为乳腺癌骨转移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尤其是在现有治疗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　　综上所述，RK-33的研究为乳腺癌骨转移的治疗提供了新的希望。DDX3作为关键的临床靶点，其靶向抑制可能成为一种安全有效的疗法，有望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随着研究的深入，RK-33或许能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新的曙光。

　　人粘液病毒抗性2型(MX2)是先天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它通过与病毒衣壳的相互作用来限制HIV-1和人类疱疹病毒1型(HSV-1)的感染。尽管MX2在抗病毒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但其具体机制以及其它宿主细胞因子的参与尚不明确。近期，来自根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在《Cell Host & Microbe》上发表的研究揭示了MX2通过组装细胞内特殊结构来抵御这些病毒的作用，为新型抗病毒疗法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研究表明，当细胞感染病毒时，先天免疫系统会通过产生干扰素等警报因子来响应这一入侵。这些因子激活了宿主机体的抗病毒防御机制，促进干扰素刺激基因(ISGs)的表达，以产生特定的抗病毒蛋白，MX蛋白就是其中之一。自60年前被发现以来，MX蛋白因其能限制多种病毒感染而备受关注，但其具体抗病毒机制仍然不够清晰。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通过细致的实验揭示了MX蛋白的抗病毒特性。他们发现，HIV和疱疹病毒可以通过核孔复合体进入宿主细胞核，并在其中释放其基因组，以便于病毒的繁殖和扩散。MX蛋白的作用在于它能够驱动类似核孔复合体的结构进行组装，从而诱骗入侵的病毒。　　研究人员的观察发现，MX蛋白与核孔复合体的一部分蛋白质相互作用，进而促使核孔蛋白形成无膜的细胞内液滴——生物分子凝聚体。这些凝聚体像是细胞核的“假入口”，病毒误以为是进入细胞核的通道，结果被困在其中或过早释放遗传物质。这一过程有效阻断了病毒的传播。　　通过这种机制，MX蛋白不仅增强了对HIV-1和HSV-1的抗病毒能力，也为开发新型抗病毒疗法指明了方向。研究结果表明，MX蛋白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能够捕获病毒衣壳并诱导其遗传物质的过早释放，进而干预病毒的感染过程。　　这项研究的发现拓展了我们对MX蛋白抗病毒机制的理解，揭示了其在细胞内的复杂作用。未来，MX蛋白可能成为新型抗病毒疗法的重要靶点，为有效抵御HIV-1和HSV-1等病毒提供新的策略。这一研究不仅为我们理解免疫系统如何抵抗病毒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开发新疗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s)在细胞对己糖的摄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是在癌症细胞中，GLUT1和GLUT3的高水平表达促进了细胞的快速增殖。因此，抑制GLUTs的功能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抗癌疗法，通过使癌细胞“饥饿”来抑制其生长。　　灵芝酸A(GAA)，一种从灵芝中提取的三萜烯化合物，因其抗癌和抗糖尿病的特性而受到广泛关注。近期的研究表明，GAA能够降低癌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这暗示着其可能通过抑制GLUT1和GLUT3的功能来影响癌细胞的代谢。　　在《RSC Advances》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探讨了GAA对GLUT1和GLUT3的双重抑制潜力。研究表明，GAA可能通过靶向葡萄糖转运蛋白，帮助机体抵御癌症。这一发现为GAA作为抗癌药物的潜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GAA被广泛使用于中医药，其治疗特性使其在科学界引起了关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重点关注了GLUT1和GLUT3，这两种转运蛋白在癌细胞中通常以高水平存在，因为癌细胞需要更多的糖分以满足其增殖需求。　　利用先进的计算技术，包括AlphaFold2进行的蛋白质建模和分子对接，研究人员发现，GAA能够有效结合并稳定不同构象状态的GLUT1和GLUT3。特别地，GAA更倾向于与转运蛋白的面内构象结合，这与已知的GLUT抑制剂如细胞松弛素B和根皮素的作用机制类似。　　为验证这些发现，研究团队进行了实验，即使在低剂量且无细胞毒性的条件下，GAA也能够显著减少人类肺癌细胞中的葡萄糖摄取。这种效应与传统GLUT抑制剂的效果相似，强调了GAA作为新型抗癌药物的潜力。　　GAA通过切断癌细胞的糖分供应，促使癌细胞“饥饿”，提供了一种减缓癌症生长的新方法。研究人员指出，GAA可能成为新型治疗选择，特别适合于那些GLUT表达水平较高的癌症患者。　　总结而言，该研究揭示了灵芝酸A的新功能，强调了其通过靶向葡萄糖代谢作为抗癌疗法的潜力。这一发现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灵芝酸A抗癌机制的理解，也为新型抗癌药物的开发开辟了新的路径。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探讨GAA在不同癌症类型中的应用，为癌症治疗提供更多可能性。

　　近期，中国台湾省中央研究院Kuo-Chiang Hsia团队在《自然·通讯》期刊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肝癌细胞对长春碱类药物耐药的机制。研究表明，肝癌上调蛋白(HURP)通过与β-微管蛋白竞争结合，减弱了长春碱类药物对微管组装的抑制作用，从而帮助癌细胞在药物存在下仍能保持有丝分裂。　　HURP最早是在肝细胞癌中被发现，研究显示其能够通过N端的280个残基与微管结合，进而调节微管的组装与稳定性。在多种癌症中，HURP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且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密切相关。已有研究表明，HURP的高表达与抗癌药物长春瑞滨的耐药性存在关联，因此本研究团队对HURP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过一系列体外实验，研究团队发现HURP除了可以与已组装的微管结合外，还具有一个关键的结构域(HURP[200-620])，能够与游离的α/β微管蛋白二聚体形成稳定复合物。这一发现意味着HURP不仅能捕获游离的微管蛋白，还能在结合到微管后促进微管的组装与稳定。　　进一步的结构解析通过冷冻电子显微镜揭示，HURP与β-微管蛋白的结合位点正好是长春碱的结合域。这表明HURP能够与抗癌药物长春碱竞争结合于β-微管蛋白，从而减轻药物对微管动态的抑制。　　研究结果显示，HURP与长春瑞滨的功能相互排斥，HURP的存在能够有效阻止药物引发的微管蛋白异常聚集，减少长春瑞滨的抑制效果。具体而言，长春瑞滨通过作用于β-微管蛋白的结合域，抑制微管的正常组装，导致微管聚合速率下降，从而阻碍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尽管HURP无法完全恢复长春瑞滨的抑制作用，但它能降低微管的解聚速率、减少灾变频率并增加恢复频率，进而帮助肿瘤细胞在药物作用下维持正常的微管动态。　　为了进一步确认HURP在耐药性中的作用，研究团队使用遗传学手段在肝癌细胞系Hep3B中删除HURP的关键微管结合区域，构建缺失突变体。结果显示，尽管突变并未影响HURP蛋白的数量和稳定性，但携带此突变的肝癌细胞在有丝分裂过程中表现出延迟，且对长春瑞滨的敏感性显著提高，进一步验证了HURP微管结合区域在药物耐药性中的关键角色。　　本研究的发现为癌症化疗中耐药机制的理解提供了新视角，揭示了HURP在肿瘤细胞分裂中的重要作用。随着耐药性成为影响化疗药物疗效的主要挑战，这一发现为未来的癌症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通过开发HURP抑制剂并结合长春瑞滨等化疗药物进行联合治疗，有望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尤其是在HURP高表达的癌症类型中。这种策略能够克服单一药物治疗的局限性，为癌症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HURP在细胞分裂及药物耐药中的作用机制的理解，也为未来的肿瘤靶向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日，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陈亚军教授团队发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全球儿童青少年近视的严重性。研究显示，目前全球约每三名儿童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患有近视，预计到2050年，近视患病人数将超过7.4亿。这项研究整合了1990年至2023年间来自50多个国家的276项研究数据，涵盖了540多万名儿童青少年，使用时间序列模型精确预测未来30年的近视患病率变化。相关成果以“Global Prevalence, Trend and Projection of Myopia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from 1990 to 2050: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为题，发表在眼科领域权威期刊《英国眼科学杂志》。　　近视问题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尤其在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其患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研究团队回顾了截至2023年6月的45,470篇相关研究与政府报告，通过严格的筛选标准，最终纳入了276项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和拉丁美洲等50个国家的研究，涉及541万多名儿童青少年及近196万近视病例。研究通过随机效应模型估计全球儿童青少年近视的总体流行率和时间趋势，并采用自回归积分滑动平均模型预测2050年近视流行率。　　研究结果显示，全球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为30.5%，并在过去30年间显著增加，从1990年的约24.3%增至2023年的30.5%。具体来看，1990至2000年间，近视患病率为24.3%;2001至2010年为25.3%;2011至2019年增至29.7%;而2020至2023年则显著攀升，青少年近视率高达54%。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影响近视患病率，发展中国家的近视患病率(31.9%)明显高于发达国家(23.8%)。在不同地区中，亚洲地区的近视患病率最高，达到35.2%;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低，仅为3.8%。在本研究纳入的国家中，日本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最高，达到86.0%，其次为韩国(73.9%)、俄罗斯(46.2%)和新加坡(44.1%);中国的近视患病率为41.1%，排在第五位。　　年龄、性别和地区对近视患病率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整体而言，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高于儿童，且从1990年到2023年，儿童的近视患病率绝对增长率约为青少年的两倍。性别方面，女孩的近视患病率(33.6%)略高于男孩(30.5%)，特别是青春期女孩的近视患病率达到48.8%。在城乡差异上，城市地区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高于农村地区，城市女孩的近视患病率(32.0%)也高于男孩(29.4%)。　　对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单独分析显示，研究共涉及1,891,986名中国儿童青少年，其中4,294,116名患有近视。整体而言，1990年至2023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总患病率为41.1%。不同地区的近视患病率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最高，为46.3%;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为37.8%和37.1%;而特别行政区(如香港和台湾)为31.3%，东北部地区为28.0%。性别差异方面，女孩的近视患病率(43.7%)高于男孩(39.7%)，尤其广西的女孩近视患病率高达72.9%。　　根据未来预测，全球儿童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32.2%，影响近6亿儿童青少年;到2040年，近视患病率将上升至36.6%，影响超过6.6亿儿童青少年;而2050年，预计将继续上升至39.8%，影响超过7.4亿儿童青少年。相较于男孩，女孩的近视患病率预计更高，2050年将达到42.0%;与6-12岁儿童相比，13-19岁青少年的近视患病率可能更高，预计达到52.4%。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患病率预计将达到40.8%，而亚洲地区将是近视患病率最高的区域，2050年预计达到68.8%。　　综上所述，该研究为全球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现状提供了全面的证据，建议儿童和青少年应增加户外活动，减少屏幕时间。考虑到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公共卫生决策者应更加重视区域化的近视预防策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视力健康挑战。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包括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博士生梁景宏、硕士生普迎琦和陈佳琦，陈亚军教授为论文的唯一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项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IBC)在所有膀胱尿路上皮癌中占比约25%，其预后较差，患者五年生存率不足50%。近年来，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MIBC的新辅助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近期，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林天歆教授和黄健教授领导的多中心临床研究(BGB-A317-2002)探讨了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和顺铂在中国MIBC患者中的疗效与安全性。　　该研究于2024年9月10日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Nature Cancer》上，论文标题为《Neoadjuvant gemcitabine–cisplatin plus tislelizumab in persons with resectable 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 a multicenter, single-arm, phase 2 trial》。研究的通讯作者为林天歆和黄健教授，李锴文副主任医师和钟文龙主治医师为共同第一作者。　　BGB-A317-2002研究为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单臂的II期临床试验，主要评估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吉西他滨/顺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探索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研究由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牵头，参与医院包括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山东省立医院等国内顶级泌尿外科中心。　　该研究的主要终点为病理完全缓解率(pCR)，次要终点包括事件无进展生存(EFS)、无复发生存(RFS)、总生存率(OS)及安全性等。在57名接受根治性手术的患者中，pCR率达到50.9%，超出预设的统计学终点，显示出该治疗方案的积极临床意义。最新的随访数据显示，1年EFS、OS和RFS率分别为89.3%、91.2%和85.2%。此外，该新辅助治疗方案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　　历史上，新辅助化疗的pCR率通常在21%-30%之间，而本研究的pCR和病理降期率(pDS)较历史数据均提高了20%以上。特别是在cT2患者(临床诊断为T2期肿瘤的患者)中，pCR率和pDS率分别达到55.6%和86.1%，显著高于以往研究的结果。此外，与其他免疫联合顺铂化疗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pCR率(33%-49%)也超越了以往的上限。　　研究还探索了与新辅助免疫联合治疗应答相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确定了MIBC的三种亚型：S1(免疫荒漠表型)、S2(免疫排斥表型)和S3(免疫炎症表型)，显示了在新辅助免疫化疗中预测获益患者的潜力。　　这一研究整合了六家大型泌尿外科中心的临床经验，历时五年，最终在《Nature Cancer》发表，为中国MIBC患者的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提供了重要的循证医学支持。该研究在疗效方面表现突出，尤其是在pCR和pDS率上处于国际同类研究的领先位置，显示出极大的临床推广价值。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发布，未来MIBC患者的治疗方法将更加多样化，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近期，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医学院的Martina Luchetti团队发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揭示了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项研究通过对608,561名参与者的数据分析，发现孤独感与全因痴呆的风险增加31%(HR=1.306)，与阿尔茨海默病(AD)风险增加39%(HR=1.393)，以及血管性痴呆(VaD)风险增加73%(HR=1.735)相关。这一结果即使在调整了抑郁、社会隔离及其他可改变的痴呆风险因素后，依然显著。　　这项Meta分析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孤独与痴呆风险关联评估，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精神卫生》杂志。研究团队不仅回顾了现有的相关文献，还结合了七项大型纵向队列研究的数据，这些研究均涉及孤独感与认知状态的评估。主要的研究队列包括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中国健康与退休纵向研究(CHARLS)、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及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SHARE)等。　　最终，22项研究被纳入分析，共涉及21个样本，涵盖了608,561名中老年参与者，年龄普遍超过40岁。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孤独感是否与全因痴呆以及特定原因痴呆(AD和VaD)的风险增加相关，孤独感的评估主要通过UCLA孤独量表及其他相关量表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孤独感显著与全因痴呆及特定原因痴呆的发病风险相关。在21个样本中，感到孤独的参与者与未感到孤独的参与者相比，其全因痴呆的风险增加了31%(HR=1.306)。在特定原因痴呆方面，孤独感导致AD的风险增加39%(HR=1.393)，而VaD的风险则增加了73%(HR=1.735)。　　此外，研究还分析了孤独感对认知障碍(特别是非痴呆认知障碍，CIND)的影响。在16个样本中，共103,387名参与者的结果显示，孤独感与认知障碍风险增加15%(HR=1.150)。这表明孤独感不仅增加了痴呆风险，还可能在痴呆发生之前影响认知功能。　　虽然研究显示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联显著，但由于不同研究之间在孤独感评估方法、痴呆判定标准及参与者特征上存在差异，研究团队在调整了抑郁、社会隔离及其他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后，发现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系依然显著。　　该研究的发现为孤独感的影响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解，强调了孤独感并非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对大脑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团队指出，孤独感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情感孤独(缺乏亲密联系)和社交孤独(缺乏足够的社交)，不同类型的孤独可能对认知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将深入探讨孤独感的类型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系，以便制定更为有效的干预措施。　　总之，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孤独感与痴呆风险之间的关联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孤独感可能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需引起更多的关注和研究。提升社会交往、增强人际联系，将有助于降低孤独感，从而可能减少痴呆的发生率，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