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癌基因TP53(编码p53蛋白)在细胞周期调控和肿瘤监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TP53基因突变可导致p53蛋白功能丧失，转变为癌基因，成为多种肿瘤发生和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魏海明教授及其课题组发现，p53不仅在肿瘤发生中起作用，还能直接调控免疫细胞的发育、分化与功能，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发挥重要影响。　　研究表明，p53突变导致肿瘤干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34(IL-34)，该细胞因子进一步重编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并抑制CD8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研究团队构建了p53野生型和突变型的小鼠自发肝癌模型，并通过转录组测序和单细胞测序技术，发现p53突变显著上调IL-34的表达。敲除IL-34则能够抑制肝癌的进展，延长小鼠的生存时间。　　进一步的研究揭示，p53直接抑制IL-34的转录，突变后肿瘤干细胞分泌的IL-34促使肿瘤相关巨噬细胞聚集在肿瘤干细胞周围。这些巨噬细胞通过上调CD36的表达，增强了对脂质的摄取，转而激活脂肪酸氧化代谢模式，进而获得促进肿瘤的表型。这种转变导致巨噬细胞抑制CD8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使肿瘤细胞得以逃逸免疫监视。　　在治疗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通过阻断IL-34-CD36轴和PD-1抗体的联合使用，可以有效提高p53突变肿瘤的抗肿瘤效应。单独使用PD-1抗体治疗效果有限，而联合治疗显著增强了抗肿瘤效果。这一发现为针对TP53基因突变患者的个性化免疫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阻断IL-34信号可能成为有效的治疗策略。　　该研究的成果为理解p53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的关键调控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为p53突变相关的肝癌精准免疫治疗开辟了新的靶点。研究团队的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创新基金等项目的支持，相关研究结果已在线发表在《免疫》期刊上。此项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肿瘤免疫逃逸机制的理解，也为肿瘤治疗提供了新的策略。

　　胰腺导管腺癌(PDAC)是一种高度恶性的肿瘤，确诊时往往已无法进行根治性手术。即便手术成功，患者仍面临复发和转移的风险。对于这些患者，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吉西他滨是最常用的一线药物。然而，许多PDAC患者对吉西他滨产生耐药性，导致化疗效果不佳。研究发现，糖酵解在胰腺癌中通过抑制吉西他滨的活性，从而导致耐药性。　　糖酵解过程不仅为肿瘤提供能量和代谢产物，还与多种耐药机制密切相关。通过增强糖酵解，胰腺癌细胞可以有效抵抗吉西他滨的杀伤作用。因此，找到能够调控糖酵解的分子标志物对于制定增强吉西他滨疗效的策略至关重要。　　2023年10月，福建医科大学与福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Cell Death & Diseas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一个新的生物标志物——circRNA hsa_circ_0008383(cNEK6)。研究表明，cNEK6在吉西他滨耐药的PDAC患者外周血、肿瘤组织以及移植瘤中高表达。该circRNA通过激活SNRPA/PPA2c/mTORC1轴促进糖酵解，从而导致胰腺癌细胞对吉西他滨的耐药性。研究发现，cNEK6的高表达与吉西他滨治疗效果不佳密切相关。　　为了进一步验证cNEK6的作用，研究人员构建了吉西他滨耐药的PDAC细胞系，并通过敲低或过表达cNEK6，观察到其显著影响了细胞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在体内实验中，cNEK6高表达的肿瘤对吉西他滨化疗表现出明显的耐药性，肿瘤生长迅速，实验小鼠的存活时间显著缩短。与之相对，抑制cNEK6表达或通过mTORC1抑制剂雷帕霉素治疗可以增强肿瘤对吉西他滨的敏感性。　　这一研究表明，cNEK6可作为吉西他滨耐药的生物标志物，并且联合mTORC1抑制剂治疗是提高PDAC患者化疗效果的潜在策略。在未来，临床上检测cNEK6的表达水平，可以为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

　　铁稳态对于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至关重要，铁代谢紊乱会引发多种疾病。铁是参与血红蛋白合成的重要元素，同时也是多种酶的活性调节因子。维持体内铁的平衡能够有效预防缺铁性贫血和铁过载所引发的疾病。然而，铁过多会诱发细胞死亡，这种铁依赖性的细胞死亡形式被称为铁死亡(Ferroptosis)，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铁死亡的概念于2012年由Brent R Stockwell教授提出，最初用于描述铁依赖的脂质过氧化导致的细胞死亡模式。与传统的细胞凋亡不同，铁死亡是一种氧化应激引发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其核心机制包括铁过载、脂质过氧化以及氧化还原失衡等。　　近年来，铁死亡的调控机制逐渐被揭示。其中，谷胱甘肽过氧化酶4(GPX4)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磷脂(PUFA-PL)的代谢通路被认为是铁死亡调控的关键因素。GPX4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来防止细胞铁死亡，而ACSL4和LPCAT3等酶则在脂质过氧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促进铁死亡的发生。此外，铁死亡调控还包括FSP1/CoQ10等系统，它们通过独立于GPX4的途径发挥保护作用。　　铁死亡在多种人类慢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癌症、心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以及代谢障碍等方面。研究表明，在肿瘤细胞中，通过诱导铁死亡可以有效抑制肿瘤的生长和扩散。相反，过度的铁死亡则会导致心肌细胞和神经细胞的损伤，从而引发心血管疾病和神经退行性疾病。　　在癌症治疗中，研究者发现通过抑制GPX4或激活铁死亡途径可以有效促进肿瘤细胞的死亡。这为开发新型抗癌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铁死亡还与代谢性疾病密切相关，如脂肪性肝病、糖尿病等。通过减少细胞内铁含量或抑制脂质过氧化，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代谢性疾病。　　在心血管疾病中，铁稳态失衡会导致心肌细胞死亡，引发心力衰竭和心肌病等问题。针对铁死亡的治疗策略正在探索中，包括铁螯合剂和抗氧化剂的使用。这些治疗手段有望减轻铁死亡对心血管系统的损伤，改善疾病的预后。　　总之，铁死亡作为一种独特的细胞死亡机制，在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未来的研究将继续致力于深入理解铁死亡的分子机制，以开发更多靶向铁死亡的治疗策略。

　　血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在评估心血管疾病风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敏C反应蛋白(CRP)、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和脂蛋白(a)是几种重要的生物标志物，它们能够帮助医生预测未来5到10年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近期，布列根和妇女医院的研究团队对近3万名美国女性进行了长达30年的随访研究，以评估这些生物标志物在预测心血管风险方面的长期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单次测量这三种标志物的水平，可以准确预测30年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这项研究的数据显示，高敏CRP、LDL胆固醇和脂蛋白(a)的联合预测效果最为显著。其中，高敏CRP作为单一标志物时的预测能力最强，最高五分位数的高敏CRP水平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70%密切相关。相比之下，LDL胆固醇与脂蛋白(a)的预测效果稍弱，分别与36%和33%的风险增加有关。　　此次研究的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数据来源于“女性健康研究”(WHS)，该研究于1992年到1995年间招募了美国健康的女性卫生专业人员，随访时间最长达到30年，至2023年1月结束。在基线期，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血液样本，测量高敏CRP、LDL胆固醇和脂蛋白(a)的水平。主要研究终点为首次重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包括心肌梗死、中风、冠状动脉血运重建以及因心血管疾病引起的死亡。　　此次研究共包含27,939名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4.7岁。其中，25%的参与者患有高血压，12%为当前吸烟者，2.5%患有糖尿病。此外，14.4%的参与者有父母在65岁前发生心肌梗死的家族史，平均体重指数为25.9。随访期间共发生了3,662例首次重大心血管事件。　　研究将高敏CRP、LDL胆固醇和脂蛋白(a)的基线水平按五分位数分组，经过年龄和其他协变量调整后，发现最高五分位数的高敏CRP水平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70%相关;而LDL胆固醇和脂蛋白(a)的最高五分位数分别与36%和33%的心血管风险增加相关。此外，研究还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敏CRP和LDL胆固醇的预测能力略有下降。例如，随访前15年内，高敏CRP每增加一个五分位数，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17%，但在随访后15年内，这一风险增加仅为12%。而LDL胆固醇在随访前15年的每五分位数风险增加为13%，但在15到30年之间，风险增加降至6%。值得注意的是，脂蛋白(a)的预测能力并未随时间推移而减弱。　　研究还表明，当高敏CRP高于2mg/L、LDL胆固醇高于130mg/dL以及脂蛋白(a)高于40mg/dL时，患者的心血管风险显著增加。如果患者的这三项标志物水平都处于最高五分位数，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增加163%相关。　　尽管该研究仅针对女性，但研究团队指出，预计在男性中也会得出类似的结果。研究结果强调，除了通过饮食、运动和戒烟等生活方式干预外，针对LDL胆固醇、脂蛋白(a)等生物标志物的药物干预也有助于降低心血管风险。

　　胰腺癌由于其独特的肿瘤微环境，尤其是大量的结缔组织和细胞外基质，使得治疗非常困难。这种“致密”的微环境占到了约70%的胰腺癌患者，使得药物难以穿透，导致化疗和其他治疗方式的效果受到削弱。因此，迫切需要能够克服这一挑战的新策略。　　近日，中国科学院谭蔚泓院士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的孙洋、徐海燕团队在《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开发了一种利用细菌负载核酸适配体-药物偶联物(ApDC)的胰腺癌协同疗法。通过将细菌的肿瘤穿透能力与ApDC的靶向性和毒性相结合，该策略优化了药物的递送效果，并有效激活了免疫反应，为胰腺癌治疗提供了一种全新有效的协同方案。　　核酸适配体是一种能够结合特定蛋白或细胞的短链DNA或RNA分子，具有高度靶向性和良好的生物稳定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药物开发中。然而，适配体在体内的生物稳定性较差，容易被肾脏快速清除，限制了其临床应用。近年来，适配体与药物偶联技术(ApDC)的出现，通过结合适配体的靶向作用与药物的治疗效果，为癌症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选择了减毒的沙门氏菌菌株VNP20009作为载体。VNP20009具有优越的穿透能力，能够穿越胰腺癌致密的间质组织，并通过厌氧趋化特性靶向缺氧的肿瘤微环境。尽管VNP20009在之前的研究中已被证明可以抑制肿瘤生长，但其毒性不足，且对癌细胞的靶向能力有限，这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将VNP20009与ApDC结合，采用“点击化学”技术将ApDC共价附着在细菌表面，形成了一种新的VNP@ApDC结构。该结构不仅提升了ApDC的靶向性，还增强了细菌在肿瘤中的定植能力，同时显著延长了ApDC的血清稳定性。研究表明，与传统游离药物组相比，VNP@ApDC显著增加了肿瘤部位的药物浓度，延长了药物在血液中的半衰期至48小时，并提高了细菌在肿瘤中的定植效率。　　此外，ApDC与癌细胞的靶向结合能够有效引导细菌定植在肿瘤组织中，增加了3倍的细菌定植率，并导致肿瘤细胞死亡的比例显著上升。同时，该策略还激活了免疫系统，增加了T细胞在肿瘤部位的浸润，进一步增强了治疗效果。通过整合化疗与免疫治疗，该疗法在多种动物模型中都表现出了显著的疗效。　　总的来说，该研究通过结合细菌的实体瘤穿透能力与ApDC的靶向作用，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协同治疗策略，不仅克服了胰腺癌治疗中的微环境障碍，还为其他难治性实体瘤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双重功能疗法的成功，不仅为胰腺癌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未来基于细菌载体的药物递送策略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是全球最常见的肺癌类型，尤其在亚洲，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的比例较高，突变率高达51.4%。近年来，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已成为治疗EGFR突变阳性晚期NSCLC的标准疗法。然而，患者在接受EGFR TKI治疗一段时间后，往往会出现耐药性，导致疾病再次进展。传统的应对方式是化疗，但由于化疗的高毒性，患者的耐受性较差，寻找新的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　　江苏省肿瘤医院史美祺教授团队近期在《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期刊上发表了II期临床试验ALTER-L038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显示，贝莫苏拜单抗(PD-L1抑制剂)和安罗替尼(多靶点抗血管生成TKI)的联合治疗，在EGFR突变阳性且对EGFR TKI耐药的晚期NSCLC患者中展现了显著的疗效。这一无化疗方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达到9.0个月，中位总生存期(OS)为28.9个月，为患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治疗选择。　　ALTER-L038是一项I/II期单臂临床试验，旨在评估贝莫苏拜单抗与安罗替尼联合疗法在EGFR TKI耐药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I期研究采用3+3剂量递增设计，纳入9名患者，评估联合治疗的安全性和安罗替尼的最大耐受剂量。最终确定的II期推荐剂量为安罗替尼12mg与贝莫苏拜单抗1200mg。　　在II期研究中，纳入了55名患者，旨在评估PFS和OS等疗效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中位PFS为9.0个月，而中位OS则为28.9个月。此外，客观缓解率(ORR)为25.5%，疾病控制率(DCR)达到了87.3%。这些结果表明，贝莫苏拜单抗和安罗替尼的组合在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中具有显著的抗肿瘤活性。　　安全性方面，92.7%的患者报告了至少一种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其中25.5%为3级及以上的严重不良反应。常见的不良事件包括高血压、手足综合征和蛋白尿，而免疫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69.1%。尽管有一定的免疫相关不良反应，整体安全性在可控范围内，尤其是与化疗方案相比，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对较低。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贝莫苏拜单抗与安罗替尼的无化疗方案在EGFR突变阳性NSCLC患者中展现了更好的平衡效果。例如，CheckMate-722和Keynote-789研究中，免疫联合化疗的PFS未能显著改善，而Orient-31研究虽将PFS从4.3个月提升至6.9个月，但其3级及以上的不良事件发生率高达54.7%，令人担忧。在本次研究中，贝莫苏拜单抗和安罗替尼的联合疗法不仅在PFS上取得了9.0个月的优异成绩，还维持了较低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EGFR突变耐药患者提供了更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总之，ALTER-L038研究为EGFR TKI耐药的NSCLC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尤其是在免疫与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无化疗方案上展现了显著潜力。

　　随着人类年龄的增长，大脑内有毒蛋白质废物的清除效率会逐渐降低，这与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近日，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在Nature Aging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恢复颈部淋巴管功能改善衰老中的脑脊液引流》的研究论文，首次揭示了颈部淋巴管(cLV)功能与大脑废物清除之间的紧密联系，并指出药物前列腺素F2α(PGF2α)可以有效恢复老年大脑的废物清除能力。　　早在2012年，该团队首次描述了胶质淋巴系统(glymphatic system)，揭示了大脑如何通过脑脊液(CSF)清除代谢废物的过程。这一系统通过脑脊液在大脑中流动，清除神经元和其他脑细胞在能量代谢中产生的多余蛋白质，帮助维持大脑的健康。在年轻且健康的大脑中，这一系统能够高效运作，将β-淀粉样蛋白、tau蛋白等有毒物质排出体外，从而预防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发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胶质淋巴系统的效率逐渐降低，导致大脑中废物堆积，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脑脊液完成对大脑中废物的清除后，它需要通过颈部淋巴管(cLV)进入淋巴系统，最终由肾脏排出体外。然而，在此前的研究中，颈部淋巴管在活体条件下的流体动力学特性从未被详细评估。为了解这一问题，研究团队运用双光子成像和粒子追踪技术，在活体小鼠中详细观察了脑脊液通过颈部淋巴管引流的路径，发现这一过程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淋巴管壁的收缩。　　颈部淋巴管中的液体通过一个小型泵网络运输，这些泵被称为lymphangions，能够通过瓣膜防止回流并协同工作，将液体向外输送。然而，随着小鼠年龄的增长，这些lymphangions的收缩频率逐渐减慢，瓣膜功能也开始退化，导致老年小鼠的脑脊液流出速度比年轻小鼠慢63%。这一结果揭示了淋巴系统泵送功能的下降是衰老过程中废物清除效率下降的关键原因。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开始探索可以恢复淋巴管功能的方法。通过实验，他们确定了一种名为前列腺素F2α(PGF2α)的药物，这种类激素化合物已知能够促进平滑肌的收缩。由于lymphangions内衬有平滑肌细胞，当将PGF2α药物应用于老年小鼠的颈部淋巴管时，研究团队观察到其收缩频率明显增加，脑脊液的引流效率也恢复到了年轻小鼠的水平。这一发现表明，PGF2α能够有效逆转因年龄导致的淋巴管功能下降，从而改善老年大脑废物的清除效率。　　该研究首次证明了颈部淋巴管(cLV)在脑脊液引流和大脑废物清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恢复这些淋巴管的功能，研究人员为改善衰老过程中脑废物清除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尤其在应对阿尔茨海默病等与大脑废物堆积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时，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价值。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衰老过程中颈部淋巴管功能的退化机制，还提出了通过药物干预恢复该功能的可行方法。这为未来开发治疗老年大脑疾病的新疗法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在应对因衰老而导致的脑脊液清除障碍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社交互动困难和重复刻板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ASD患者往往伴有胃肠道功能异常，而这种肠道异常可能与神经系统的症状有着密切的联系。脂质作为神经发育的重要调控因子，在ASD患者的肠脑轴交互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脂质代谢的变化及其对ASD的影响仍需深入研究。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方庆团队近期在Gut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题为“Unravelling lipidomic disruptions across multiple tissues in Chd8-mutant ASD mice through integration of lipidomics and single-cell transcriptomics”。该研究采用了Chd8突变小鼠模型，系统分析了不同器官组织中的脂质变化，结合脂质组学、单细胞转录组学和膳食干预，揭示了脂质代谢异常与ASD表型之间的关联，并探索了这些脂质在ASD诊断和治疗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该研究的核心是分析Chd8突变小鼠五种不同组织中的脂质组，包括脑、血清、肠道、肝脏和肠道内容物。研究发现，突变小鼠在这些组织中的脂质代谢显著紊乱，尤其是在神经酰胺磷酸乙醇胺(PE-ceramides)和羟基/羰基脂肪酸等关键脂质分子上表现出明显变化。研究指出，这些脂质的变化不仅影响神经系统，还与肠道微生物的波动高度相关，特别是拟杆菌和乳杆菌丰度的变化，暗示了肠道微生物在调节脂质代谢中的关键作用。　　进一步的单细胞转录组数据分析揭示了脂质代谢相关基因在肠道和脑组织中的表达变化，提供了脂质紊乱与ASD核心症状之间的潜在分子机制。研究发现，在ASD小鼠中，脂质代谢的异常直接与社交障碍和重复行为等症状相关联。研究团队还结合了行为学、肠道炎症和解剖学等表型数据，进一步支持了脂质与ASD表型的直接联系。　　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还探索了通过膳食干预调节脂质组的可行性。研究团队采用生酮饮食干预小鼠模型，结果发现生酮饮食显著影响了ASD小鼠的脂质代谢，并对其核心症状产生了积极作用。这一发现提示，通过膳食调整脂质代谢有望成为治疗ASD的新途径，脂质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治疗ASD的重要靶点。　　该研究通过多组学技术的整合，揭示了脂质在肠脑轴中的重要作用，为未来针对脂质代谢异常的ASD治疗方案提供了全新视角。特别是血清脂质的变化不仅与ASD表型密切相关，还显示出通过外部膳食干预进行有效调控的潜力，这为ASD的辅助诊断和治疗监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该研究为理解肠道干预对神经系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同时为探索肠道与神经系统交互的潜在机制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赵方庆团队的研究不仅为ASD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还为未来以脂质为靶点的治疗策略指明了方向。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研究揭示了脂质代谢与ASD症状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展示了膳食干预在改善ASD症状中的应用潜力。这项研究为开发新的自闭症疗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肠脑轴的研究中，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干预手段。

　　代谢功能相关的脂肪变性肝病(MASLD)是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常见的肝脏疾病，尤其与肥胖、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MASLD的严重形式——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更具威胁，它可能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最终引发肝功能衰竭。虽然MASLD和MASH的发病率高，但可用的治疗选择却非常有限，现阶段只有一种经过批准的治疗方法。因此，开发新的治疗策略刻不容缓。　　一项发表在Journal of Hepatology期刊的研究报告为治疗MASLD和MASH提供了新的思路。该研究由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等机构的科学家们进行，发现通过抑制ACMSD(α-氨基-β-羧酸盐-ε-半醛脱羧酶)这种酶，或许可以有效增加肝脏中一种关键分子——NAD+的水平，进而改善肝脏健康并阻止MASLD/MASH的进展。　　NAD+是一种对细胞代谢至关重要的分子，它参与了多种生理过程，包括能量代谢、DNA修复和炎症调节。然而，在MASLD和MASH患者中，NAD+的水平通常较低，这加剧了肝脏损伤并促进了疾病的进展。因此，恢复NAD+的水平被认为是逆转这些疾病的一个潜在策略。研究人员通过研究发现，ACMSD是一种关键酶，它主要存在于肝脏和肾脏中，并且通过分解色氨酸来限制NAD+的生成。通过抑制ACMSD，NAD+的水平得以提高，从而减缓炎症、DNA损伤和肝纤维化的进展。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首先使用了啮齿类动物和人类类器官的肝细胞模型进行实验。他们通过向小鼠喂食富含脂肪的西式饮食来诱导MASLD/MASH的发生，并模拟人类的脂肪性肝病环境。当疾病在小鼠体内发生后，研究人员为其引入一种名为TLC-065的ACMSD抑制剂，结果表明，ACMSD的抑制显著提高了小鼠肝脏中的NAD+水平。进一步研究显示，这种方法能够减轻小鼠体内的炎症反应、减少DNA损伤，并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肝纤维化。　　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发现，ACMSD抑制同样对人类肝脏类器官有效。在实验室条件下，抑制ACMSD显著降低了人类肝脏类器官中的DNA损伤标志物水平。这一结果表明，ACMSD的抑制可能不仅能够提高NAD+的水平，还可以通过减少DNA损伤和炎症，保护肝脏免受进一步的损伤。　　这些发现为未来治疗MASLD和MASH提供了新的方向。ACMSD作为一种潜在的治疗靶点，能够通过增强肝脏中NAD+的水平来保护肝脏细胞，延缓甚至逆转脂肪性肝病的进展。此外，这一研究还揭示了代谢通路在肝脏疾病中的重要性，未来有望通过针对ACMSD的药物开发，为脂肪性肝病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对脂肪性肝病的治疗，还可能为肝脏的其他代谢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通过提高NAD+水平，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发现更多关于基因组稳定性和炎症调节的益处，从而为肝脏疾病的多样化治疗奠定基础。　　总的来说，ACMSD抑制的研究为治疗MASLD和MASH带来了新的曙光。通过恢复肝脏中NAD+的水平，这一疗法有望减缓甚至逆转脂肪性肝病的进展，改善患者的预后并降低肝硬化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未来，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ACMSD可能成为开发新型脂肪性肝病药物的理想靶点，推动相关疗法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随着免疫疗法的迅猛发展，癌症治疗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其中，T细胞和经过基因改造的CAR-T细胞作为对抗癌症的主要武器，已在许多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巨大潜力。然而，尽管CAR-T细胞疗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但其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着一些关键挑战，比如这些细胞在体内的寿命较短以及抗癌效果减弱。2024年9月27日，智利洛斯安第斯大学IMPACT卓越中心的Maroun Khoury团队与巴西国家癌症研究所的Martín Bonamino团队合作，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即通过线粒体转移技术来增强T细胞和CAR-T细胞的功能，为抗癌免疫疗法开辟了新的前景。　　T细胞作为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卫士”，在对抗癌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CAR-T细胞则是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的T细胞，它们具备识别并杀死特定癌细胞的能力。这种治疗方法通常包括从患者体内提取T细胞，通过实验室改造增强其抗癌功能后，再将这些细胞重新输回体内。然而，尽管CAR-T细胞疗法在某些血液肿瘤中展现出惊人的疗效，但在面对某些类型的实体瘤时，疗效却相对较为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经过改造的T细胞在患者体内存活时间短暂，且容易疲惫衰竭，影响了其长效的抗癌能力。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突破性的策略：将线粒体从间质干细胞(MSC)中提取并转移到T细胞中。线粒体是细胞内的“能量工厂”，为细胞的各项活动提供必需的能量。通过将MSC的线粒体移植到T细胞中，科学家成功提高了T细胞的能量供应，延长了其寿命，并显著增强了其抗癌活性。Khoury博士将这种增强效果比喻为“将普通轿车改装为高性能赛车”。通过这一创新性技术，T细胞不仅能更有效地对抗癌细胞，还能够在体内存活更长时间，从而提高癌症治疗的持久性。　　这种线粒体转移技术不仅为CAR-T细胞疗法提供了新的增强手段，也为解决现有免疫疗法中的诸多难题带来了曙光。传统CAR-T细胞疗法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这些细胞在体内的快速衰竭，而线粒体的充能则有效减缓了这一过程，从而延长了T细胞的寿命。随着存活时间的延长，T细胞在体内能够更持久地发挥作用，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为持续的抗癌效果。　　该研究不仅在癌症治疗方面展现了广泛的潜力，还暗示了其他领域的应用可能性。Khoury博士进一步指出，线粒体转移技术有望为多种免疫相关疾病带来新的治疗机会。例如，在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应对复杂的感染性疾病中，这种技术同样有望为免疫细胞赋能，增强其抗击病原体的能力。　　不仅如此，另一项发表在Cell期刊上的研究也验证了T细胞线粒体转移在免疫疗法中的潜力。这项研究强调了通过骨髓基质细胞将线粒体转移到T细胞的可行性，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技术的应用范围。通过纳米管转移线粒体，这些研究表明，T细胞的代谢活动得到了显著增强，尤其是在应对肿瘤时，经过改造的T细胞以及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表现出更高的抗肿瘤效力。这一发现再次验证了线粒体转移技术在提升免疫细胞功能中的重要作用，为未来免疫疗法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线粒体转移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细胞增强手段，已展现出巨大的潜力。通过增强T细胞和CAR-T细胞的存活率和抗癌能力，该技术有望克服当前免疫疗法中的瓶颈问题，为癌症治疗带来新的曙光。随着科学家们对这一技术的深入研究，未来或许能够开发出更为高效、持久的免疫疗法，不仅用于癌症的治疗，也将为其他免疫相关疾病带来新的希望。